周恩来总理是怎样对待“五子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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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总理是怎样对待“五子”的
发布时间:2014-12-30 16:19:44 , 发布人:admin , 阅读次数: , 来源:

 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人民群众关注的“五子”(位子、孩子、票子、房子、车子)问题上,表现了他一贯的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,堪称大家学习的楷模。
  对 待  位 子
  周恩来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,从不争权争位,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的职位时,他都让位给他人。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,周恩来同志从党的最高利益 出发,自动退居助手地位,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,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全 党的领导地位,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的作用。
 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,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,可他虚怀若谷,甘居次位,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。30年代初,他退居李立三之后;1945年党的“七大”后,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,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。西方学者在《中外学者论周恩来》一书中这样赞扬道:“周恩来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,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,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。”
  日常生活中,周恩来总理将名、权、利看得很轻很淡,他多次告诉记者,要多宣传群众,不要突出他自己。1955年,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,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 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,就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。周总理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,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,并深情地说:“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,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。”
  对 待  孩 子
  周恩来同志虽无子女,但却有不少侄子和侄女,而他从不利用职权为他们谋私利,有时甚至合理的照顾,也不接受。他的一个侄子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员,因两地分居,组织将其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。周恩来知道后,耐心地劝他们说:“我是负责城市人口 精简工作的,这个政策不能带头违犯,为什么不调回淮安,而要调到北京呢?”经过一番开导,侄子和侄媳收回已办好的手续,又一起调回了淮安。
 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:“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,还是他影响你?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,如果解决得不好,你不能影响他,他倒可能影响你。我呼吁,我们的领导干部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。”为此,他对自己的侄子侄女要求特别严格。1968年侄 女周秉健到内蒙古去插队,临走时,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侄女的手说:“你到内蒙古牧区去,一定要和蒙古族的同志搞好团结,虚心向他们学习,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。”到草原后,秉健牢记伯伯的教导,吃苦耐劳,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。1970年冬天,她报名应征入伍,并获得了批准。1971年元旦那天,秉健穿着军装高高兴兴地去见伯伯和伯母。不料,一进门,周总理就冲着她说:“你能不能脱 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,你不是说内蒙古天地广阔吗?”他见孩子有些想不通,又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:“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,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,还不看在我的面子上?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,一点也不能搞,应该让贫下中牧、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,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!”秉健完全想通后,经部队领导同意,重新回到了草原。后来她又被推荐上了大学,周总理坚持让她学蒙文,毕业后继续回草原为牧民服务,长期在那里扎根。秉健不负伯伯的愿望,就一直留在了内蒙古。
  对 待  票 子
  周总理虽然是全国的当家人,可他向来都是公私分明,两袖清风。出国访问,按规定外交部都发服装费,但从实行工资制后,总理都不领,不用公款制装。对外国送给总理个人的很多礼品,如高级照相机、精美瓷器、****、运动****、地毯等等,总理都转交给有关部门公用。一次他去外国大使馆开会,中途用了一下北京饭店的卫生间,出来付了4元钱,收款人很为难,总理解释说:“我怎么可以白白享受呢?”
  总理外出到各省视察,每次都按标准合理付清饭钱,就连泡茶的费用他都如数付钱。一次他去上海视察,每天只准警卫人员给他泡一杯茶,经常是端着这杯茶从办公室走到会议室,从楼上走到楼下,直到茶的颜色没有了还在喝。警卫人员想替他倒掉,再泡一杯,他也不允许。泡茶的费用,不准警卫人员报销,坚持从自己的津贴中开支。总理说:“不这样做,我的津贴要来干什么用?”
  周总理不但不占公家便宜,也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。有一次,他过去的秘书、当时的福州 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给总理送来一筐新鲜的橘子,想让老首长尝个鲜。总理知道后说:“我不需要。”他让问一下橘子多少钱,问了是25元,总理说:“给他寄50元钱去。”秘书说:“是25元,你寄去50元。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。”总理说:“多余的让他处理,不这样做就 制止不了他,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。”从此以后,龙飞虎再不敢送东西来了。
  总理对自己要求严格,生活克勤克俭,对别人的疾苦却关怀备至。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,他多次慷慨资助,还收养了十几个烈士的子女。他还将节省的钱交了党费。据他侄子回忆,交得多的有三四次,每次都是交几千元,最多一次交了7000元钱。
  对 待  房 子
  在对待房子问题上,周总理同样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贵品质。他的办公室是中南海三间旧式平房,从1949年进北京城直至他病重住院的26年里,都是在这间办公室度过的。这间平房,油漆脱落了,地是砖地,窗户裂着大缝子,还是用纸糊着。1959年初,身边的工作人员乘他外出,对房屋进行了简单维修,铺了地板,改了顶灯,换了白色窗帘。周总理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,然后自己付了维修费,为此事三次在国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。
  1958年,北京市给总理送了一个远景规划模型,一直放在西花厅,其中有国务院办公大厦、各部办公楼的规划。总理明确表示,在他任职期间,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。
  周总理出差或到外地视察,坚持住普通招待所,而不住宾馆。1973年6月9日,周总理回到阔别26年的延安。同志们看到周总理回来了,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迎接亲人。可是总理谢绝盛 宴,不住宾馆,硬要住普通招待所,睡硬板床。负责接待的同志看到总理生活这样俭朴,感动得都流下了热泪。
  对 待  车 子
  新中国建立后,周总理一直坚持私人用车交费的规定。工资下发后,他总要检查是否扣除了 用车费。他把看戏、跳舞、到公园散步、到医院看病及私人访友、接送亲戚用车,都算作私人用车,坚持交费。并且几十年不间断地提醒司机记账,每月总是督促司机及时清账,绝不能少交一元一角。
  同时,周总理是我国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人。红旗车刚研制出来,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。他说:“别人不坐我坐,我喜欢坐国产车。”
  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一辆奔驰车坐,他严肃地说:“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就去坐,我不喜欢,我仍坐红旗。”他还说:“我们国家底子薄,还是一穷二白,在相当的历史时期里都要坚持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。外汇很宝贵,要用在建设上,不该花在消费上。”